□　张玉英

2月24日，24个省0新增；2月25日，除湖北外9个新增；2月26日，除湖北外5个新增……每天都有好消息，我感觉距离最终的胜利真的不远了，一场如此大的灾难也许很快就会结束。

世卫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的方法是目前唯一知道的、被事实证明成功的方法。我们想向世界表示，像中国这样去做吧，这样可以拯救生命。

像中国哪样去做呢？像中国一样，集全国之力驰援一城？像中国一样，为挽救生命不计代价？暂不说决策者是不是有这样的魄力，有14亿人的绝对信任和九千万名党员的冲锋陷阵吗？

以前时常挂在嘴边上的“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这一个月来，我真正理解了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是党员，我先上”“我是党员，我不撤”这些铿锵有力的短句子是我这段时间看得最多的文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许家国情怀早就融入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但党员比普通人又多一份担当和使命。困难面前，这是责任；生死面前，这是抉择。这种奉献和牺牲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员的品格，也是他们的自我修养。

知道我们在做《记录者》栏目，李主任说机关党委的徐书记有故事，让我去找他。我兴冲冲地跑过去，让徐书记讲讲。他想了半天，用他的江西普通话为难地说：“我也没做什么啊。”

我又好气又好笑：“书记，这可不行，我现在是来采访您了，您得配合。”

徐书记还是面露难色：“我真的没干什么。本来是请了假回江西上饶老家探亲，陪父母过年。结果疫情来了，我就提前回来了。这不都是应该的吗？”

我敏锐感觉有点什么，于是问：“您在法院的机关党委工作，有疫情您回来干什么？”

徐书记正色道：“我是党员，回来才能有任务啊。”

“您哪天回来的？”我问。

“初三。”他说。

我心里想，大过年的千里奔袭啊，军转同志就是严谨认真，一不管后勤保障，二不管审判开庭，在家和在单位有什么区别呢？

可能猜到了我的小嘀咕，徐书记接着说：“我一直想着，作为党员还能干点什么。这几天，我已经带着团委的同志去富华社区好几趟了。”

“您去社区干什么？人家要打官司啊？”

“我们都是党员，要去社区报到啊，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和机关团委小郎书记给他们带去了口罩、消毒液、纸巾等急需物资，第一时间送去了法院的关怀和慰问……”徐书记越说越认真。当然，其他的事我知道一些，他回来之后一直很忙，忙着贯彻落实省委组织部的号召，忙着张罗单位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忙着机关里那些琐碎的大事小情。

疫情期间，我记下了大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让那一刻成为最真实、最朴素的历史。只是我们在三四线城市，做着四五线的工作，有什么值得歌颂和赞美的呢？可是我们真的不值得歌颂和赞美吗？

有人冒着危险冲进医院帮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同事买药，有人假期一天没歇为大家东奔西走四处采买防护用品，有人把孩子扔家里在社区门口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还有人马上退休却扎下身去埋头苦学网上开庭……我们能做的就是记录、收集身边这些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儿，用他们的光照射出这个社会的温暖和力量。

所以我们写下“徐书记们”一个个没有起承转合的故事，讲述疫情期间一个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故事，不惊天地，也不壮烈，可是我觉得就是应该记录下来，因为这些故事让我们相信，只要他们在，光芒总会到来。

（作者单位：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