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郄世民

每年“七一”，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早已去世的伯父。我的伯父叫郄志方，家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原获鹿县）农村。父亲兄弟五个，伯父排行老四，家里兄弟多房屋少，我家跟伯父家同住北房，伯父住西边，我家住东边，小时候在伯父家吃饭是常事。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伯父是一名党员，时不时会有几个人晚上来我伯父家开会，每次来每个人都带着个小红本本。我伯父也有那样的红本本，我问伯父那是什么书，伯父笑着说，你长大以后就知道了。伯父对小红本本很珍惜，没事儿的时候就把红色小本本用纸包好，小心翼翼地放在他的箱子里，开会的时候再郑重地拿出来。他们开会前，伯父总是把小油灯端上来放到桌子上，点亮后，用缝衣针把忽闪忽闪的灯花拨去，再把灯捻子挑得更亮些，随后把烟笸箩装满揉碎的烟叶放在炕沿上，这些人用烟袋或纸卷着抽，并聊着生产队里的大事小情。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红色本本是党章，参加会议的人员都是共产党员。

伯父是解放石家庄时参加的解放军，他身高力大，参军不久就成了机枪手，在战场上多少次枪林弹雨与敌人争夺阵地，却没有负过伤。说到这一点，伯父颇为自豪。抗美援朝开始后，伯父又参加了志愿军入朝参战，并在朝鲜战场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直到现在依然记着，伯父有一件“宝贝”：那是一口搪瓷杯，上面写着“赠给最可爱的人”。他曾告诉我，那是他入朝作战的纪念品。可惜的是，在随后的岁月颠簸中，这些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或毁坏或丢失，踪迹皆无。

想当年村里成立初级社和农业合作社时，伯父还在部队当兵，怕家里人不积极，就三番五次地给奶奶和几个兄弟写信，要家人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将自家的牲畜、马车、土地、耕犁等全部交到集体。后来他转业后回乡，组织安排他在县城一家工厂当保管员，心系家乡的伯父毅然辞职回村当了农民。人民公社时期，伯父是生产队长。秋末分粮食时，他领回的都是别人挑剩下的次粮。担任一队之长那些年，不管是一粒粮食，还是其他物品，伯父从来不占集体的便宜，他就是这样铁面无私。

1968年，随着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封龙山最高处要建一座转播塔，公社安排我村抽调民工到封龙山开山修路，村党支部考虑再三，决定由伯父牵头组建突击队。伯父作为党员没有推辞，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任劳任怨，累活危险活冲在前。他带领突击队员们硬是用双手和简易的开山工具，一锤一镐、一撬一锹开辟出一条盘山公路，开创了“汽车开上封龙山”的历史，这条公路一直到现在还发挥着重要作用。

伯父文化不高，不善言辞，但是一直以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上世纪70年代初，伯父的大儿子结婚时，同生产队上的几个长辈带着全队婚庆礼金来找伯父，被伯父一口回绝。从此以后，我们队上不论哪家举办婚礼，都没有大操大办的。直到现在，村里的老人们说起这事儿，都称赞他给全村带了一个好头。

伯父一生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在平凡的劳动中彰显出一名党员的初心。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农村，伯父始终保持一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本色不变，理想信念坚定。伯父从来不会为个人问题向组织伸手，从来不向人炫耀自己的资历和功劳。伯父曾多次表示：一切交给组织安排，决不能因为一时的糊涂而晚节不保，毁了一生的清白。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伯父带着战火铸就的荣光，见证了革命的成功，见证了国家的日益富强。他忠于信仰和甘于牺牲奉献的精神，是留给我们晚辈的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