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冬红

一棵杜梨树孤零零地站在河东岸上，是三乡五里数得着的一棵大树，足有十几米高，成人大腿粗。

杜梨树身边有一条看上并不宽的河。每年夏天水位很高，水会到达杜梨树脚下。家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会蹚过没过膝盖的河水，去爬这棵杜梨树。我知道爬树与攀岩有异曲同工之妙，是考验体力和四肢协调能力的运动项目，只不过对于一个不过五岁的女孩来说，爬上那么高的树，着实不易。爬是爬上去了，但是双手紧紧抓住粗一点的树杈，双脚站在树杈上，腿抖得像筛糠，我想退下去，却不敢，担心粗粝的树皮把裤子划破，惹母亲生气。

我被困在树上，与被困孤岛的人无二区别。回想当年，我的亲人为了把我从土窝窝拽出来，是何等的用心啊！每月开不足六十块工资的二姐夫，把五十块钱递到我手上，我知道这五十块钱，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二姐和二姐夫两人加起来工资不足百元，外甥女尚小，母亲下地劳作，都在指望这百元。我回报这五十块钱的是刻苦学习，努力再努力。冬天手脚上的冻疮，裂开如婴儿小嘴一样的口子，向外渗着鲜红的血，老的愈合，新的冻疮又形成。三伏天，握笔的手如水浸泡，像民工一样肩膀上搭条毛巾，时不时擦擦汗。最后，我没有拿到开启大学校门的“钥匙”，反而进了一家军工企业。

没有能考上大学，我从虚无缥缈的理想天空中，跌落在地。职业是谋生的手段，我用这手段开始养活自己，没有年休假，没有礼拜天，每天像上满发条的钟摆。单位新买了打字机，在别人学不会的情况下，我愉快地接手，为之后攀爬上另一枝头埋下了伏笔。把铅字敲在蜡质上不难，难在背诵密密麻麻的倒字、反字字盘。很快，我把噼噼啪啪的声音，敲出均匀的节奏。在这“很快”二字后面，是我手指的深深酸痛。

如果我像如今有些年轻人那样，认为会得多、干得多，是傻瓜，那么五年后，我会像曾经并肩工作的同事一样，成为下岗工人——我确实尝到“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暖意。三十年前，打字员在当时是有技术含量的人。公安局的三名打字员考上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局里找寻了一圈，没有会打字的，于是，一块“馅饼”砸在我头上。

在村里，婶子大娘夸我像朵牵牛花。其实，我不喜欢花朵，但是喜欢多年藤科植物。在我看来蔷薇、爬墙虎、葡萄架、野麻等，有一种为了尊严而活着的力量，一种忍耐寒冬酷暑摧残而不折腰的力量。我从它们身上可以感受到那种不可言喻的东西。那个星期天，一位领导交给我三十多页的稿纸，说是下午开会用，要求我在两点前打完。为了按时完成任务，我中午连饭都没顾上吃。我把长长的文稿变成数张蜡纸，将蜡纸递到了领导手上，谁知领导展开蜡纸看了看说：“对不起啊，让你加了这么长时间的班，可是会议取消了，你回去吧。”说着，那湖蓝色的蜡纸就被领导揉成一团，丢进了废纸篓，我不敢言语，心中是酸苦的……我在那里整整两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自己像是一根藤在键盘里攀爬，从稚嫩爬向成熟。

我终于成为警察。为了自己与警察身份匹配，我继续攀爬。参加过司法函授自学考试，取得了中专文凭，当普及大专时，又投入公安大学自学考试中，好不容易考过一半多课程，拿到所谓公安内部承认的结业证书，却遭遇国家不承认学历的尴尬。我选择继续“杀出一条血路”，报名河北师大法律系，三十好几，拿到国家承认的“红本本”。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我，竟然在即将叩响知天命之年时，升职正科。要知道很多人因学历问题，提职愿望折翼，被困在原地。

著名作家塞壬在《奔跑者》中写道：“在写作中，我找到了另一种奔跑，它让我实现穿越个人黑暗地狱而抵达天堂的澄明……”我知道，塞壬是在通过写作实现自我拯救，对于我来说，原本拿爬格子自娱自乐的我，有一天在写作中，竟然看见了澄明，它诱使我甘愿虔诚地匍匐在地。这是我在攀爬工作高度的同时，作出的一件与物质无关，与内在精神息息相关的决定。在这条路上我爬得很轻松，并非我天生具备文学细胞，而是我遇到了一直追赶我的良师益友，他们握着无形的鞭子抽打我。“句子还疙疙瘩瘩，需要揉开”；“缺少一条主线，把故事情节串起来”，对于这些专业提法，我不是似懂非懂，而是一点不懂。于是他们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什么叫散文语言，什么叫主线……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文章上当地报刊，又到省内外。

去年冬天，从花盆中冒出一棵无名草，叶绿如翠，初春，它长出带竖纹的藤，我殷殷地递它一根水晶绳，没有想到充满智慧的它，用玻璃丝一样的蔓抓住了！它攀爬之前，先长蔓，在水晶绳上绕了一圈又一圈，然后再长藤，这棵无名草现在即将到攀爬到窗口。

攀爬，无名草在攀爬，我也在攀爬。

（作者单位：邯郸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