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冬红

曾经，我将人生的坐标确定为当画家。是的，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画家。可以说，我在初中一年级的第一堂作文课上，就毫不犹豫地写下“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画家”，从那刻起，便发誓，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朝着这个目标一直走下去。我对母亲说，我想学画画儿，母亲二话不说，骑自行车带着我就来到十五里外的文化馆，为我找了一位美术老师。我从最基础的素描开始，而后是速写。我的模特是母亲，她在纺棉花、她在织布、她在做饭、她在锄草、她在割麦……

后来，同村的女同学纷纷离开学校，回家或帮家里做些家务，或同父母一起下地干活，任岁月把自己养成窈窕淑女，有红娘来说媒，成为待嫁的新娘。于是左邻右舍见我母亲一个人在庄稼地挥汗如雨，就劝说她：“你傻不傻呀，姑娘家上学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泼出去的水？”母亲听罢没有说什么。

一个晌午，我久久不见母亲去地里打农药回来，便去找她，见母亲躺在棉花地里，身边是农药味刺鼻的药筒子。母亲口唇苍白，浑身像是被雨水淋过湿透了。我喊来远处打农药的人，按照乡亲辈，我喊他三哥。三哥从井里提出一桶水，取下搭在肩头的毛巾，洗了洗，为母亲擦去脸上和头上的汗，又把母亲背到村里。前院的医生老李对我说：“你娘是中暑了。”五奶奶来家，把我叫到一边，流着泪，抚摸着我的头说：“红，别画画儿了，帮你娘下地干活吧。”我点点头，扛起锄，学着母亲的样子，为谷子锄草，峰哥过来，阻止我：“别锄了，把谷苗都锄掉了，你认识草不？”我放下锄，想为棉花打药，按照比例兑了药，往药筒中灌满水，想背到身上，摇摇晃晃几次，都不成功，我坐在地上，呜呜地哭。

母亲没有让我帮她种地。在母亲看来，一个人不能活得没有奔头儿，比如她，她的奔头儿就是棉花丰收后，为二哥盖房，然后，托人为二哥说门儿亲。母亲给自己设下了这个坐标，这就是她的奔头儿。她白天在庄稼地里忙庄稼活，晚上盘起腿，在月光下纺棉花，直到她在纺车前打起盹，才躺下休息。当村子里的鸡叫时，母亲麻利地起床，煮饭、擦桌椅、扫院子……直到二哥娶妻生子，母亲又开始忙活其他孩子，又有了新的奔头儿。

母亲也曾经消沉过。那是父亲去世不久，她不仅看到跟前六个张着嘴巴找她要吃要喝的孩子，还看到三间在风雨中飘摇的土屋，何时能有出头日？母亲向生活举起投降的手，有一天，三姐和二哥因为饭菜质量你推我搡时，母亲悄悄溜出家门，向着东面的水井一步步靠近，是别人遗落在井台上的井绳，狠狠绊了她一脚，母亲横在了井口，被看电影的人发现后，把她救起。两个舅舅自行车骑得飞快，来到我家，送来粮食和钱。五舅训斥母亲，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只有弱者选择退缩。自此后，母亲又开始给自己设置坐标，在触摸到一次次坐标后，又不断设置新的坐标，再苦再难，她也没有轻言过放弃。

我从乡下到了城市，姐姐为了让我实现理想，拿出尚未暖热的薪水，购买排笔、水粉颜料和纸，又托人为我找了美术老师。让我在五颜六色的世界去追逐梦想。然而，因为文化分距离，大学把我拒之门外。家境的窘迫，让我开不了要继续画画儿的口，18岁的我只有选择参加工作。

那时的我仿佛一瞬间失去了前进的坐标，是盲目的，犹如大海中看不到灯塔的船舟，终日消沉的我，开始怀疑人生，直到看到邯郸日报上的自学考试招生简章，似乎一下子看到了曙光。我开始自学，并通过考试，取得了在当时还算稀有的中专法律文凭。后来，我又在机缘巧合之下，到了公安机关，成为一名打字员，那时的我重新规划，给自己定下的理想坐标就是把工作干好，继续通过学习深造，取得与警察身份对等的砝码。

拿到学历文凭，完成这个目标后，我又把坐标调整在文学创作上，并设置了高度。十一年间，我出版了两本散文集。上学时，我的作文在班里一直作为范文，但当时我并没有把当一名作家当作理想。

回首这些年来，我每每设置坐标时，都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自学时，有人不屑一顾，说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画工笔时，有人说有个工夫还不如打几圈麻将呢！我搞文学创作时，有人会毫不客气地问我写一篇文章能挣多少钱？我的经验是，理想的坐标或许在一定时间内，难以触摸到，但只要信念不倒，行动不会偏离坐标。

时间是横轴，理想是纵轴，人生的目标就在这个坐标系中移动，每移动一步，都会留下不同的印痕，我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有人说我的人生抽到了上上签，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我给自己设定了理想的坐标。

（作者单位：邯郸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