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立珍

小甲和小乙均是A寄宿中学初一的在校生，二人因发生争执打架，小甲受伤后到多家医院进行治疗，被诊断为抽动障碍，他的母亲与小乙的家长以及A校协商无果，遂起诉要求被告小乙、小乙的家长、A校及保险公司赔偿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主张抽动症与打架事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却未找到对此有鉴定资质的机构，故法院无法对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确定。同时鉴于原告受伤就诊治疗的事实，被告应对此造成的损失进行适当补偿。遂作出判决：小乙作为打架事件的直接侵害者，由其法定代理人对小甲补偿一万元，A校作为原、被告在学校生活的管理者，对小甲补偿一万五千元，由被告保险公司代偿。签收判决书后，几方均未上诉。判决生效后，当事人自行履行完毕。

一年后，小甲的母亲再次来法庭递交起诉状，要求小乙、小乙家长、A校及保险公司赔偿小甲的后续治疗费用及其他费用。几名被告都不同意赔偿。

这次小甲的母亲没有委托代理律师，开庭时我发现她的庭审陈述与提交的证据有些不符，当庭确认得知是她紧张得不知道如何表述造成的。庭下我与小甲的母亲核对票据的原件、复印件，近距离接触后，明显感觉到她的焦虑。

案件审理期间，我向院领导汇报了案情，院领导也建议加大力度调解解决此案。经过背对背几轮调解后，在一个周五的下午，几名被告同意一次性调解了事。然而周一一上班，小乙的父亲却联系法庭说不同意负担任何费用。

这意味着前期工作全部要清零，调解陷入僵局。

小乙的父亲人在外地，与法庭联系都是通过电话或微信。为尽快促成案结事了，我试着通过微信语音留言的方式给小乙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你好，我是法庭办案法官……本来做调解工作，当面进行确认效果最好。但考虑到你在外地工作，所以给你留个语音……事情已经发生，我们应正确面对。开庭的当天法庭与你沟通很顺畅，开庭后做调解工作，学校代理人还有保险公司代理人反馈了你们的调解意见及具体数额……谢谢你的积极配合，希望你再考虑考虑……”

语音留言发出第二天，小乙的父亲给法庭打来电话，称看在法官真心调解的份儿上自己最多负担四千元。我及时征求其他被告意见，确定几名被告共负担一万元。

我通知小甲的母亲来法庭，面对面与其促膝长谈，于情于理分析案情、讲解利弊。为了缓和情绪，我和她聊起家常。小甲的母亲流着泪诉说一个单亲妈妈的艰辛，并称小甲受伤后转学，沉默寡言不与同学交往，还去看过心理医生。我也是母亲，懂得陪孩子成长的不易。问起小甲的近况，得知小甲利用课余时间在本校餐厅打扫卫生。我眼前一亮，小甲的母亲担心的是小甲没有自立能力，但现在他能积极参加劳动，说明基本具备这些能力。我劝慰小甲的母亲：“大人的焦虑严重影响孩子，你首先要调整自己，改变态度，改变思维。孩子已经长大，要学会放手。”我还鼓励她：“你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他们都需要你。你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小甲的母亲说，在见到我之前她曾一度失望，是我给了她信心，帮她燃起了生活的希望。最终，小甲的母亲接受了调解。我趁热打铁，通知几名被告办理调解手续，当庭支付了款项。

签完手续，小甲的母亲突然对我说：“姐，我能抱抱你吗？”我愣了一下，随即站起身拥抱了她。

身在基层法庭的我们，每天都在用情感化、用心调解，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定分止争。真心付出被当事人认可，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作者单位：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