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角落里有一个竹篮，原是某糕点的外包装，糕点吃完了，竹篮看着挺好，没舍得丢，当作整理筐用了起来，存放一些吃剩的蔬菜，根茎类的在下面，绿叶的在上面，倒也透气，存储方便。

供暖期到了，屋里越来越暖和，吃不完的青菜被我收进冰箱。这个菜篮子丢在一边，忘记了。直到有一天，从里面冒出了绿。

一根山药和几块红薯，静静地躺在篮子底部，山药长出几根细长的茎，正绕着竹篮提手向上爬。红薯的头尾冒出几簇细嫩的叶子，淡淡的绿，又泛着微黄。

在丢弃与留下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刚好家中有一个阔口瓷花瓶，接上水，将发芽的红薯移到花瓶内。

小时候，我家有一块沙土地，不好种庄稼，但是适合种红薯。几阵春雷后，雨水多了起来，周日清晨，一家人扛上铁锹、镢头，下地栽红薯。沙土堆成的垄像个立体的“凸”字，父亲在“凸”字上等距离刨出一个个小浅坑，母亲将买来的秧苗一棵一棵放进坑内，把根埋上，最后还要轻摁几下。小叔家离沙地不远，父亲从他家运来几桶水，我拎着小水桶给秧苗浇水，母亲在旁边看着，有时将秧苗扶正，有时再培点土。很快，秧苗们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像是地垄构成的简谱上的一个个音符，即将在田野里奏响自己的乐章。

红薯喜欢沙土地，比较耐旱，栽上苗，浇遍水后，就暂时放任不管了。我的学校离红薯地不远，我会在母亲的授意下，趁放学时间，绕路去看红薯的长势。

到了夏天，原本单薄的秧苗变得粗壮，拖秧了。叶子呈心形，墨绿泛着亮光，枝枝蔓蔓爬满地垄，夹杂着狗尾巴草、牛筋草、马唐草等野草，缠绕在一起，不分你我，又像是在一起嬉闹。我站在地头，欣赏着满眼的绿，用眼睛寻找，我插的红薯苗儿在哪里，长得如何，和哪种草打架呢。

回家后，不等母亲问，我只管说红薯长得可好哩，快和草分不清了。母亲一听，那还了得，第二天一早，不等我去上学，她早已戴上草帽，拿着毛巾、篮子，扛上锄头，推着自行车出了门。

母亲弯腰在地垄间穿行，将狗尾巴草、牛筋草拔掉，纠缠在一起的藤蔓翻开，以防扎根，损耗养料。

快长红薯的时候，我和弟弟妹妹会被母亲带到红薯地，再次拔草，翻秧。拔累了，我掐下红薯杆，左右掰着，一直到叶底，原本硬硬的杆儿，成了漂亮的“珠链”，妹妹戴在手腕、耳朵、脖子上，好不臭美。

到了中午，母亲掐下一堆嫩红薯杆，回家至少做成两道菜。红薯叶子洗净，拌白面，蒸苦累，红薯杆与蒜片辣椒清炒，夹一筷子，清香溢满口腔。

秋天来了，红薯长大，墨绿色的红薯叶子变色变老，揽开藤蔓，沙土地像是要被撑开，裂出一道一道的缝儿。霜降节气过后，绿色消失了，红薯撑爆了地垄，迫不及待地与天空对话。

这时，一家人再次齐上阵去收红薯。父亲扬起镢头，朝着红薯根的四周往下刨，轻轻往回一带，土松动了。母亲用力提拽红薯秧子，抖落土，一串串红的、黄的红薯出土了！第一个被挖出的，自然成了“宝”。弟弟妹妹的脸上笑开了花，指着某个地垄某棵苗，让父亲去刨，说是自己插的秧。我在后面摘下红薯，放在袋子里。有时刨不对位置，一块大红薯会被刨断，断开的位置流着白色的液体，覆着一层沙土。这时，母亲用随身带来的小刀将红薯皮削掉，弄干净，切成小块，一家人分着吃。清脆略有一点甜味儿，可妹妹并不喜欢吃，刚嚼一下，随即吐到地上。

到了晚上，家里就会吃“红薯宴”，不但煮一大锅，还要在粥里放。父亲一时兴起，挽起袖子，做拔丝红薯。

红薯丰收了，除了送人，剩下的会放到温度低的地方。父亲在菜地挖了一个地窖，把收获的大白菜、白萝卜放进去，准备过冬吃，剩下的地方就放红薯。

到了冬天，父亲把炉子的风门打开，母亲将红薯围着炉火边缘码一圈，最后盖上炉圈。

烤红薯的时间，也是我们姐弟写作业的时间。被炉火烘烤的红薯“嗞嗞儿”叫着，香甜的味道弥漫开来，钻到我们的鼻孔里。写作业最快的那一个，早坐在炉前巴巴望着，写慢的那个，眼神不时在作业本和炉子上游离。时间差不多了，母亲用火钳挑下通红的炉圈，戴上手套取出红薯。剥开焦煳的外皮，露出热气腾腾的黄瓢、白瓤。我捧一个，两只手倒换着拿，怎么都等不到红薯变凉，只管吸溜着啃咬。

几天后，被我泡在瓷花瓶里的几块红薯长了白根，藤蔓多了起来，一片片心形的叶子簇拥着，正由小变大，由黄绿变得墨绿，比旁边刚开的兰花还要养颜，还要耐看。

红薯叶子变多了，生出了“吃”的心，一忍再忍，还是没忍住，小心掐了下来，拌点面糊，蒸了苦累。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