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震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每次读到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上的这段文字，我的心中总是思绪万千。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京津两地大批高校教授和学子被迫踏上漫漫南渡之路。在历经多次辗转之后，其中的部分学子逐渐在云南昆明和蒙自扎下了根。1938年4月，这批原来分属于清华、北大和南开的师生们在云南昆明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西南联合大学。

《南渡北归》的第一部《南渡》讲的便是这段故事。在那个烽火连天、物资匮乏的年代，也许并没有多少人对这批南渡的人抱有信心。可就是这批看似瘦弱，但是对知识充满敬畏的教授，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就是这批看似瘦弱，但是充满了热血的青年，支撑起了中国抗击侵略的脊梁。西南联大办校8年，培养了“两院”院士147人，其中不乏杨振宁、李政道等我们熟悉的名字。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有1100多名毕业生弃笔从戎，尤其是1942年到1945年间，为保证西南边陲“驼峰”航线畅通，不少西南联大的毕业生血洒长空，将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那块土地上。

很多人都问过我，你一个山东人，为啥考研究生要考到云南这么远的地方。每当我说出“为了追随西南联大先贤们的脚步”时，总会迎来许多诧异的目光。确实，在和平富足的年代，我无法体会到书中师生们在边陲小城求学的艰辛，感受不到他们窝在昆明街头的小茶馆里面钻研学问的酸楚，更遑论空袭来时“跑警报”的惶恐。可那一片神奇的土地留给我更多的是风骨傲然的大师们对真理的追求，还有莘莘学子对知识的渴望。这一份执着，这一份坚定不变的信念，这一份精神上的充裕，似乎正是年少时候的我缺乏的。于是，我带着一份对崭新生活的未知、带着一份对全新领域的渴望、带着一份对未来的梦想，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云南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蓝天、白云、小巷、树景，包括异于北方地区的称谓都让我感到新奇。我在文化巷中感受着刘文典先生品尝过的味道，在云大的致公堂里遥想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演讲的激昂，在西南联大的旧址里漫步，仿佛费孝通、陶云逵等社会学大家就陪伴在我的身边。很幸运，我读的民俗学专业需要在假期做各种田野调查，于是神秘莫测的独龙江、热情似火的楚雄和风花雪月的大理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想，如果没有战乱，先贤们一定会把云南的山山水水都走完吧。所以，我把每一次跋山涉水看作是对自我理想的实现，更是对先贤理想的延续。每当学业上遇到困难，甚至想要放弃的时候，西南联大“刚毅坚卓”四字校训总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提醒我不应该忘记千里远道而来的初心。

完成学业，我回归北方，成为一名法院人。每当工作中感到无助和彷徨的时候，我还是会拿出《南渡北归》翻上两页，想想自己由南到北奔波时那种无所畏惧的勇气，想想自己完成一项任务时的欢欣，于是瞬间明白——原来这对我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信念的传承，一种勇气的延续。想想先贤们从西南边陲启程北归时的无限期待，再想想自己毕业时的豪情万丈，原来我在不知不觉中也学着先贤们的样子，携着追寻真理、探索新知的理想毅然南渡，在奉献了青春、挥洒了汗水后，又满载经世致用、报效祖国的希望欣然北归。从南到北，可以丈量的是距离，但不可阻挡的是内心那份坚韧；从春到夏，可以计算的是时间，但不可磨灭的是对生活的热爱。愿理想不曾远去，南渡初心永在心头徜徉；更愿希望常驻心间，北归使命在奋斗中闪光。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