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默兰月

基本案情

2019年11月1日，王某酒后驾驶小型客车与三轮摩托车相撞，致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同车人拨打急救电话。被告人王某给朋友朱某发微信语音让其前往案发地点，待朱某到达现场后，王某劝说朱某顶替他，随后自己离开案发现场。朱某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证言，谎称自己是肇事驾驶人。后经多次讯问，朱某承认王某劝说其顶替肇事的事实。案发次日，公安机关对王某进行传唤，王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不法事实。

分歧意见

该案诉讼中，对王某的行为如何认定产生分歧，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按事后逃逸加重处罚。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实践中交通肇事案件中的“逃逸”具有复杂化和多样性的特点，可对逃逸做扩大解释，即不仅包括逃离事故现场，还包括在现场躲藏、虽然在现场但指使或同意他人冒名顶替等意图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找人“顶包”的行为，主观故意方面与狭义的“逃跑”主观目的一致，都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从客观结果上来看也无本质差别，都可能因此逍遥法外，只是行为方式不同而已，所以找人顶罪本质上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行为人找人“顶包”后逃离现场，逃离行为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可看成“顶包”行为的延续，实则属于同一行为，故将其定性为交通肇事罪，按事后逃逸加重处罚为宜。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和妨害作证罪，两罪并罚。理由是行为人发生交通事故后又采取贿买等手段指使他人顶替、作伪证，完全符合妨害作证罪的构成要件，该罪与交通肇事罪有本质区别，前者保护的法益是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后者保护的法益则是司法活动的客观公正性。交通肇事后找人顶罪行为侵犯了新的法益，即扰乱了司法秩序，单纯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已不能体现刑罚对后一危害行为的规制，应当以妨害作证评价之。

第三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属事后逃逸，同时构成妨害作证罪，应当两罪并罚。这种观点不同于第二种意见的关键点在于，认为王某肇事后的行为既有逃逸，又有妨害作证。该观点认为不应当随意对“逃逸”做扩大或缩小解释，“逃逸”本质上是一种不作为，指狭义上逃离现场、逃避法定应履行且能够履行的义务，如救治伤者义务。而指使他人冒名顶罪是一种积极的作为，不应将其性质等同于《解释》中规定的“逃逸”。逃逸行为和找人顶罪行为属于两个行为，冒名顶替行为从主观要件、客观要件上均符合妨害作证罪，所以对于发生事故后逃离现场行为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逃逸情节，逃离现场后找人“顶包”行为认定为妨害作证罪，这两个行为不存在吸收关系，应当数罪并罚。

笔者观点

笔者认为王某构成交通肇事罪，且属于事后逃逸加重犯，具体理由如下：

王某找人“顶包”后离开现场属于事后不可罚的行为，不应在“顶包”行为之外单独再认定为“弃车逃逸”。王某案发后并非第一时间逃离现场后找人“顶包”，而是在朱某到达现场并同意为其“顶包”后才“离开”现场，这二者有本质区别。逃离现场后找人冒名顶替肇事者，实则包含两个行为，即“逃逸”和“指使他人作伪证”，而找好顶替者并在顶替者到达后才离开的，行为不具有期待的可能性。所谓“法不强人所难”，顶替行为就是为了逃脱罪责，所以顶替行为发生后，无法期待王某做出适法行为即前往公安机关交代事实，离开现场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也可理解为被前行为吸收，本质上属于同一行为，不可割裂对待，故以交通肇事逃逸情节和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显然是不当的。

被告人王某指使他人顶罪行为远未达到“积极实施”的程度，主观上“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程度大于“妨害司法活动”的故意。根据《刑事审判参考》第79集第681号指导案例“俞耀交通肇事案”的指导意见，“如果被告人采取一般的嘱托、请求、劝诱等行为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一般不以妨害作证罪论处。但是，如果被告人采取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则应认定为妨害作证罪。”本案中，王某不存在刑法第三百零七条规定的“暴力、威胁、贿买”等恶劣情节，也没有唆使同车人钟某、李某一并作虚假陈述以进一步干扰司法机关侦查活动，仅是基于朋友关系请求朱某向公安机关冒名顶替，所以王某的行为以交通肇事逃逸情节评价之更为合适。因刑法禁止双重评价，故不应再以妨害作证罪对其进行处罚。

被告人王某的行为客观上没有对侦查活动造成严重干扰，侵犯法益主要是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王某指使朱某“顶包”行为单一，并没有预谋实施更多的干扰活动，且案发后次日王某就被公安机关传唤，说明其行为并没有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造成严重干扰，若按照妨害作证罪审视该行为，情节过于轻微。因此，以交通肇事罪（逃逸）追究其刑事责任更为适宜。

（作者单位：安新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