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题：周某骑电动车与步行的范某相撞致其轻微骨折。双方各执一词、互不退让，事故责任及责任比例无法确定，一时间矛盾升级。年过六旬老调解员不厌其烦——

□　刘丽

调解就是要调百姓之难、解群众之忧。

2019年12月中旬，正定县某村村民周某骑电动车在村中行驶，与步行的范某迎头相遇，不慎相撞，范某受伤倒地不起，周某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垫付2000元住院押金。范某因轻微骨折住院约半月，回家休养后，与周某协商赔偿事宜，多次沟通未果，无奈之下找到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请求帮助。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事故发生后双方没有报警处理，事故发生地点既无摄像头又无第三方证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退让，事故责任及责任比例无法确定。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本案调解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调解员服从疫情防控大局，及时调整调解方式，从面对面调解转为线上调解，拓展了调解手段，积累了线上调解经验。

因为事故发生时临近春节，为了使当事双方了结心头烦心事，过一个祥和节日，年过六旬的正定县“帮大哥帮大姐”人民调解员协会会长、帮大哥祁文芝人民调解工作室主任、北早现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祁文芝第一时间介入调解。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处理关键是责任比例的确定，祁文芝首先把双方约到一起，从情理法各方面耐心说服，试图摸清事故发生时的真实状况，以便为下步调解敲定方向。但双方态度坚决，均矢口否认自己有过错，要求对方承担全部责任。

“我是正常靠右行驶，车速不超过25公里每小时，范某迎面过来，左躲右闪撞我车上，我有啥办法？幸好我没受伤，如果我受伤了咋办？我打120急救电话把他送到医院，又垫付2000元医药费，这都是出于乡亲情义。”周某说道。范某则坚称对方车速太快，自己躲避不及被撞伤，要求对方负全责。

面对如此僵持局面，祁文芝毫不气馁。他把周某与范某的家属一起叫到事故发生地，试图还原事故现场。然而，事故现场既无摄像头又找不到第三方见证人，面对双方斩钉截铁般的态度及客观现实局限，祁文芝只有放弃追寻真相之努力，决定改变调解思路，侧重打“情”字牌，寻找新的突破口。

“虽然电动自行车一般认定为非机动车，但撞伤人亦属于交通事故，依据特殊事故情况责任划分之规定，当事人一方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未及时报案，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全部责任；当事人各方有条件报案而均未报案或未及时报案，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同等责任。”祁文芝通过咨询律师，针对性地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后，对双方进行了法律层面的讲解。

这些法律知识的普及，使双方尤其是周某对自己的过错有了进一步的反省与认知，为下步的调解突破打下了基础。

转眼已到除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抗疫阻击战打响，全国人民响应政府号召进入居家防疫的模式。祁文芝也积极投身到抗疫一线，参与到摸排防控工作中。

范某家庭生活较困难，祁文芝始终放心不下，多次打电话沟通，然而进展缓慢。作为一名老调解员，祁文芝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十余年，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涉及金额超亿元，先后荣获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河北省十大法治人物、时代新人、河北好人等荣誉称号。然而，对网络、视频等线上操作，让这位老调解员感觉如翻山越岭之难。但责任心促使他沉下心学习线上操作，通过向晚辈学习，学会了如何灵活运用微信视频沟通。视频调解虽不如面对面效果好，但效果远胜于电话沟通，非常时期，当因时制宜、全力以赴。

遵循“以人为本、为弱势一方争取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防控之余、茶余饭后，祁文芝和当事双方及家属语音、视频；和双方交朋友、敞开心扉聊。尤其不厌其烦地做周某的工作：范某家庭经济较困难，不论从乡亲情义、人道主义，还是出于周某本是骑电动自行车一方，均应给予范某一定赔偿。再者，如何处事，乡亲们心里都有杆秤，求仁得仁，绝不可让乡亲们背后戳脊梁骨。何况严格按法律追究，周某自己没有履行报案之义务，至少也要承担一半责任。

经过祁文芝真情说服，双方都各有退让之心，问题聚焦在承担比例上，周某坚持承担次要责任。调解员又真诚地劝导：我们不再穷究各自的责任比例了，不妨换个思维方式，我们再虚拟出一个第三方，假设受伤的是虚拟的第三方，其受伤是因为你俩互相躲避、引发碰撞导致，这样你俩各承担一半责任，共同赔付第三方。有感于调解员的真诚付出、以及量变的积累到质变，双方终于都表示认可接受这一说法。

经过核算，范某住院费、误工费、营养费等约12000元。按照约定，周某须再给付范某4000元。因为正是疫情防控关键时期，祁文芝利用微信让双方以文字形式表述约定意思，以备日后完善协议，并通过微信转账形式，及时转付4000元，以解范某生活之急需。后经回访，双方协议已签署，关系和好如初。

调解心声

现在马路上行驶的电动自行车越来越多，车速过快使危险性不容小觑，其导致的交通事故呈明显上升趋势。电动自行车区别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其界定标准为2019年4月15日起正式实施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但因为种种原因，现实操作中界线比较模糊。

本案的难度在于事故责任比例的认定。在涉及电动自行车的道路交通事故中，依据电动自行车属性不同，采用不同的责任划分原则。本案事故发生后，周某及时拨打急救电话，并垫付2000元医药费，值得肯定。但周某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致使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责任无法认定。依据特殊事故情况的责任划分规定，周某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但回到现实中，周某前期拒不担责，倘若对簿公堂，考虑到该案诉讼成本以及各种现实情况，尤其范某经济困难、生活困顿，又时值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所以能够快速和解实为上上之选。调解中，及时调整策略，主打感情牌、乡情牌，做了大量说服工作。把责任争议暂时搁置一旁，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尽力向弱势一方倾斜，体现了调解没有固定模式，惟法治与人情相结合，急当事人所急、想当事人所想才是“真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