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兰根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村里的供销社代收村民的信件，隔几天县城邮局的邮递员就会骑着绿色的摩托车来村里。

那时，村里人都说邮递员是“送信的”，那绿色的大摩托车是“电驴子”。送信的人一来到村里，孩子们都会围着“电驴子”看稀罕。

每次，送信人把寄来的信件放在供销社的石灰柜台上，并拿走要投寄的信件，说不上几句话就走。随着“电驴子”烟囱里冒出的一股白烟，孩子们跟在后面跑出好远，争着去闻那好闻的汽油味儿。

谁家有信来，有邻居看到后会给捎信去拿，村里的大喇叭也会在早晚喊几遍。那时，我非常羡慕那些有来信的人家，因为这意味着这家的家人或亲戚有在城里的，也就是村里人说的“外头人”。在我的想象中，“外头人”总是衣着讲究，说着好听的普通话，有好吃的糖果和点心，就像逢过年回家的北京人二姑一样。每年过年期间，听说大奶奶家的二姑回来了，母亲都会带着我去大奶奶家串门看二姑，二姑也会递给我们好吃的糖果，讲北京故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这也是那时候我们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渠道。

每次村里大喇叭喊拿信，我都会侧耳细听，那些经常有信的人家在我心里也与众不同起来。可是一连好多年，我们家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过。父亲虽在几十里外工作，但是父亲工作的地方是偏僻的农村，父亲隔一阵子就回来一趟，他也从来没有往家中写过信。有数的几门亲戚，都在方圆十里之内，因此想收到一封信，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也有的人家有时会收到一封电报，邻居们会说谁谁谁家“外头”拍电报来了。拍电报多是因为重病或其他不太好的急事，因此每逢我听到拍电报几个字时，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

小伙伴们中间，也经常会交流谁家来信的样子，他们会关注邮票的图案，为此供销社柜台上的信封经常被人偷偷撕了邮票去。有的小伙伴还说叠信的方式有好多种，给长辈的信和平辈的信折法不同，但我实在想象不出那么多叠信的方式。

我收到第一封信时，是在1990年，报社的编辑给我回了封信，对我寄出的稿件提出了修改意见。我翻看了好多遍，那位编辑的认真和严谨让我从此对文字有了敬畏之心，他那漂亮刚劲的钢笔字，让我对自己歪歪扭扭的誊写感到了惭愧。这一封信的牛皮纸信封上的报社两个字，让来供销社买东西的村民们对我交口称赞，似乎我已经发表了作品。我没有办法给大家解释这只是一封修改意见信，我只能努力地修改文稿，最终于当年发表了处女作，真正成了被村民们羡慕的人。这一封来信，也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从此几十年初衷不改。

后来我相继收到过在外省当兵的学生来信、县城文友的来信。在外地打工的姐姐也经常往家里写信。每次打开信时，家人们都凑在一起看。姐姐的信里开头总是这样写：“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你们还好吗？”这样的信总是被翻看好多遍，并被母亲小心翼翼地收好。我常常负责按母亲的嘱托写回信，觉得特别兴奋。

如今，我的信箱内每天都被报纸、杂志等印刷品塞得满满的，偶有信件，也是印刷品。信息时代，再没有人写亲笔信。

从手机短信到QQ、微信，每天的信息量巨大，细一翻看，我竟然有50多个群，除了工作群、亲戚群、同学群、文学书画群，还有烤串群、服装群、鲜花群等等。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匆匆忙忙中，也会静静地停顿，那些书信的日子，就会再次浮现在眼前。

（作者单位：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