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宫海军

小张是一名初入法院的法警，平时的任务就是跟着执行团队东跑西颠。这个小伙子倒也好学，每次在路上都会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虽然有的问题有些“奇葩”，却也符合工作需要，所以不管他和谁同行，大家都会知无不言。

就在前几日，按照计划我们需要去4个乡镇的7个村庄，对9名涉执行案件人员进行入户调查。车程远、任务重，可对小张来说却是一次绝佳的“上课时间”，他也煞费苦心地做足了准备，一上车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上面满满地写着一大堆“问号”。譬如什么是执行质效3＋1核心指标，何种情形下可将被执行人定性为拒执罪等等。

刚开始，坐在前排的王法官还悉心地一项项解释、一点点指导，可谁知道小张的问题一个连着一个，而且还层层往深里刨。王法官觉得小张这种学习方法虽领悟得快，但缺乏主观上的独立思考，不能针对具体问题加以分析解决，这样并不利于他能力的提升。于是，王法官话锋一转说：“小张，前几天，我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案子，你帮我分析一下。”小张愉快地回答：“好的，但是说的不对的，您得给我指正。”

随即，王法官开始出题了。甲和乙是多年的好友，也是多年的合作伙伴，两年间甲从乙那里分5次借了大约9万元，但因二人关系较好，所以并未写借据或者欠条，彼此也只是口头约定，除此没任何证据。现如今乙突然遭遇家庭变故需要大量现金，故向甲索要这个欠款，但甲的家庭状况也不好，所以一直推脱，但也没有明确表明不承认这些欠款。“如果你是乙，该如何维权呢？”小张听得很认真，思考了好大一会儿，才小心地说道：“乙可以恢复二人的聊天记录，譬如微信或者信息，以及转账记录，或者二人重新商谈时，乙有意识地引导甲主动说出欠款，然后当场进行录音。”王法官并未急于评定小张的对错，而是继续问：“然后呢？”这时，小张斩钉截铁地说：“起诉维权，胜诉后第一时间申请强制执行。”王法官侧过身子，正对着后排坐的小张说：“我们倒着来捋一遍。明知甲如今经济状况不好，即使强制执行，就一定能要来钱吗？再退一步说，如果这个官司乙证据不足没有赢，或者支持的金额较小，甲是不是就再也不会承认这钱是从乙那里借来的了，那么是不是都会觉得法院判决不公呢？如果我们早期引导双方到法院协商解决，是不是矛盾就变得没那么尖锐了。让他们彼此坦诚道出问题根源，这样前期既可以收集证据，又可以及时释法明理。如果协商成功，双方就可免去诉讼所带来的诸多影响，倘若协商不成，那么到时候审理过程是不是也会变得相对简单了。”小张听到这里豁然开朗，他使劲地点头：“一直以为，只要我们执行力度够大，就一定能解决问题，而忽略了很多本质本源的因素。倘若每起案件的当事人，都能静心思考、积极沟通、找出‘病源’，并以最简捷快速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么受益的就不只是双方当事人，也会有效发挥法院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作用，所以先予调解、寻求突破，才是关键。”

那天，当我们走完最后一户时，小张发现自己准备的一页“问题”好像还有很多没有解答，却又好像都有了答案。在回去的路上，小张没有再提问，他似乎需要静下来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学习方向了。

（作者单位：盐山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