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兰根

幼时，母亲把平整好的自留地种了红薯，因为是旱地，长出的红薯个大光溜，黄瓤香甜。

母亲把洗净的红薯切成块放进稀饭、玉米粥或者热汤面里，从来不去皮。那时候，我吃饭特别挑食，不爱吃高粱窝窝、玉米面窝窝，老想吃白面馒头，红薯皮也不愿意吃，总是拿筷子挑下来，挑到桌子上，母亲责备我浪费，我硬着头皮把带皮的红薯吃下去，不想有一个虫眼母亲没有削掉，吃到嘴里苦苦的，我又吐到桌子上，母亲无奈地冲我叹气。

自家吃的红薯是挑出来的个头小的、有虫眼的，或是有镐伤的，而那些个大整齐的红薯，则是被母亲用白土在窗台下埋起来，说是能增长糖分。冬天到了，上冻了，母亲往白土上盖上厚厚的草苫子，又过了几天，母亲在院子里挖坑把红薯放进去继续储存，并从中装了一拉车箱红薯准备到县城的大集上卖个好价钱。

母亲换好了干净的衣服，准备了一些找零的零钱，用小手绢包起来，父亲也调了班帮忙，母亲让我留在家里，我自是不肯同意。父亲驾辕，母亲在旁边拉着绳走下大门前的斜坡，快拐弯了，我声嘶力竭地哭喊起来，边哭边跑，直到父亲停下脚步，把我放到前边的车沿上，叮嘱我坐稳，我破涕为笑。县城的大集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我只顾高兴，全然不顾北风呼呼地吹，我的鼻涕一次次“过了河”，又一次次用力吸回去，实在吸不回去了，就把袄袖子凑到鼻子前。

县城的集市在老街里，从家里到这里有20多里地，父亲和母亲轮流驾辕，怕误了时间，找不到摊位，不敢停下来歇息，父亲和母亲累得满头大汗，我却在拉车上冻得缩着脖子。终于到了集市，父亲把拉车停下来，母亲张罗着，眼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又走过去了，太阳快到正南方了，母亲开始着急起来，“大嫂大嫂”地喊着，终于有几个中年妇女停下来问道：“这红薯好吃吗？”母亲满脸笑容说“春红薯，可甜哩。”我在旁边小声说：“这红薯苦。”尽管声音不大，但是这几个中年妇女都听到了，边嘟囔着“苦还能吃啊”边走过去了。不一会儿，又过来几个妇女，母亲又是热情洋溢地介绍，我还是说苦，人家又都扭头走了。母亲气得脸涨得通红，又不方便打我，低声训斥我说：“再不能说苦，你看看快晌午了，一块儿都没有卖出去，哪有钱给你买吃的。”我的肚子正饿得咕咕叫，早听说大集上的煎饼果子老豆腐好吃了，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低着头不作声了。不一会儿，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借来一把菜刀，她把红薯切开，再有问的就赶紧让人家尝一块儿，终于开了张，不一会儿就卖出了好几份。最后，一个老太太讨价还价老半天，她就在街里住，要全部买下，母亲咬了咬牙，终于全部低价卖给了她，还要给老人送到家里去，老街里都是小胡同，集上的拉车不好推，父亲用包袱背了两趟才算是把红薯全部送完。

我们三人来到卖煎饼果子的大棚底下，果子的香味直钻鼻孔，每人一套煎饼果子一碗老豆腐，还放上好吃的韭菜花泥和辣椒油，真香啊。

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父母已故十余年，又是北风呼呼吹的冬天，再次想起当年跟随父母卖红薯的情景，心情仍是久久不能平静。

（作者单位：衡水市冀州区公安局）